从1978年邓小平发表要扩大留学生人数的讲话时起到现在（2008年），30年的时间内，中国的留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30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留学的足迹遍布全球109个国家，光2007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就为14.4万人（所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统计结果），与1978年的860人相比，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翻了167.44倍。

90年代初期，随着自费留学愿望人数的越来越多，留学中介开始浮出水面。而留学中介的出现，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多的自费出国留学。应该说，留学中介在促进和推广我们的自费留学方面功不可没。

但是，与留学市场的繁荣昌盛和留学中介的日益强大相比，留学维权的发展就不尽人意了，可以说，到目前为止还是空白。

虽然我们政府早在2000年就实行了留学中介资质审批制度，2003年设立了教育涉外监管处及开通了教育涉外监管网，随后又于2004年出台了《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，但在留学维权方面，却并不长足发展。

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发生了纠纷却投诉无门，或者投诉无果。说起来，本来上有教育主管部门，下有舆论监督，旁还一个消费者委员会，但从实际情况看来，真正投诉有效的，却寥寥无几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介敢于叫嚣“随便你投诉、你爱告去告”的原因。

在协商未果、投诉无门的情况下，剩下的就只有起诉一条路了。但说起打官司，不管其标的金额大小，走的程序基本都是一样的，这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就是一伤脑筋的事儿。而这么小的标的额（通常都只有1万元左右），一般律师又无暇顾及，再者说了，就算能请到律师从成本上也不合算。

那么，有没有可能自己维权呢？法律上是当然支持公民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。但是大家知道，所有的中介都有自己起草的格式合同，而且这种格式合同以种种理由不允许委托人进行修改，只有被动接受的份。

这就是许多中介的无耻之处了：一方面在接受咨询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，另一方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却又极尽格式合同之优势而欺压学生，甚至故意设置条款陷阱让学生事后欲哭无泪。

我们来看一家声称是国内最大、最权威的中介机构单方面制定的《法国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合同》第17条的规定：“委托人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而未被所申请任一所院校录取，委托人可在收到校方拒绝录取的书面通知后15日内凭该通知向受托人主张退费。”

主张退费，本来是委托人（留学申请人）的一项核心权利，但在其格式合同中，这项最重要、最关键、最核心的权利却被其恶意剥夺、强制侵犯。

首先我们从字面上进行分析。合同规定委托人主张退费的条件有2个：一是“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而未被所申请任一所院校录取”，二是“收到校方拒绝录取的书面通知”。

我们先看第一个条件，本来申请学校和保证录取通知书是一个留学中介应尽的义务，也是一个留学中介最起码的责任，甚至可以说，留学中介服务的整个核心就是为了拿到录取通知书；但该中介却把这么重要而关键的义务推给了给他钱、让他办事的人身上。这句话说白了就是：你给了我钱而我没有给你办成事，那你得证明我没有办成事。

第二个条件，众所周知，如果通过中介办理，那么拒绝和同意录取通知书肯定都在中介那里，这样就成了问中介要回自己的钱，还得要中介提供证明，即以对方的主观处置权作为委托人主张和行使权利的前提，这能叫合同么？这能是一个稍有良知的法律专家制定出来的条款么？

该条款本身完全是一条自以为是、耍小聪明、极大限制委托人权利而无限扩大受托人处分权的条款，首先在权利义务上完全不平等，其次在实际执行中非常不客观。这样的条款制定出来就已经说明其心不正、居心险恶，而中介方面竟然不以为耻、反而为荣，时不时叫嚣着以此条款为要挟来拒绝退费。

合同中有这样的条款，真是可耻啊，卑鄙啊！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，问题是现行社会还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对抗诸如此类不公平、不合理的畸形条款。教育部的涉外监管经常是鞭长莫及，而其制定的《自费留学中介服务合同（范本）》形同虚设，各地教育主管机构和工商管理部门，只要你不出大乱子，无不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……

正因为中介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可以借合法名义而得一已之利，使得众多学子明智吃了亏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，所以尽管2004年教育部和国家工商行政总局联合制定了范本合同，但截止目前，却只有屈指可数的18家中介采用了这个合同范本。

在目前这种天下中介一般黑而又投诉无果、起诉无力的境况下，能有效维护委托人权益、最大避免委托人损失的，就只有第三方专门机构了。这种机构只能是民间的（附属于政府部门的已经有了，但是不起作用），要有既懂法律政策又熟知留学操作细则的人士，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。从法律上，只要这种机构是以顾问的身份提供咨询和指导，而不是以收益为目的进行代理，那么就不存在法律支持风险。

从本人实际接触的案例看来，许多学生放弃维权，往往是出于嫌麻烦、怕没有结果和不知道如何讨回公道，如果有这么一种专门的机制来抗衡中介的话，我相信留学维权的实现程度就会越来越高，留学市场的公平原则就会越来越得到体现，对中介的对立现象也就会慢慢消除，从而最终实现共赢的局面。

（2008年9月25日于广州）